对现在的科技工作者来说，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许多学术会议目前基本上还是本行“关起门来唱戏”，跨领域或跨专业的学术会议很少。
这件事情，也是中科院领导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把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尤其是青年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促进青年学者的创新思维和跨学科合作。”
在双方高层领导的共同推动下，1997年中美两国科学院联合启动了“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会议每年一次，突出前沿科学与交叉领域，交替在中美两国举行，第一届会议在美国加州召开。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学术会议还能这么开。
“去一次就上瘾了”
“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每年通过组委会议，经过讨论和投票表决，精挑细选出8个会议主题，以确保会议讨论的内容既是当前科学研究最前沿的问题，又能带来新的学科交叉增长点。
每届会议都会邀请数十名来自不同专业、有一定学术水平、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中外青年科技人才参加。会议要求报告人尽可能使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自己领域的前沿科学问题，以保证每一个参会人员都能听懂。
第10届“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期间，20多名中美学者参加了中美前沿科学研讨10周年纪念座谈会。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许多学者认为，会议培养、锻炼和提高了中美两国青年学者的跨学科创新思维能力，不同学科前沿领域最新发展的报告，对其他学术领域的学者有重要启发和借鉴意义；而“外行”们出人意料的提问，也常常迫使报告人跳出本学科的思维定式，以更宽广的视野进行思考。
2006年，中科院动物所原所长张知彬参加了第9届“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一个关于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的报告击中了他。这个报告虽然看起来与动物学没有什么关系，但却让他深受启发。回所之后，张知彬重新分析了自己正在研究的生物种群爆发问题，发现许多生物灾害的发生竟与南方涛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很喜欢‘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会议涵盖了数、理、化、天、地、生等领域。”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何士刚说，“之前觉得不可能，但去参加了一次就上瘾了，至今我已经去了四五次了。每次都能学到很多东西，还认识了许多原来完全不可能认识的朋友。”
未来科技领袖的国际舞台
“许多当年参加过前沿研讨会的青年学者，如今都成长为科技界的‘大牛’或领袖了。”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局长吕永龙认为，人才的成长过程中，平台的作用非常关键。“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为我国一批又一批有潜力的年轻科学家提供了接触前沿科技的机会，把一个又一个“明日之星”推上了国际舞台。这件嫁衣，吕永龙觉得做得太值了。
据不完全统计，中科院院长、中科院院士白春礼，同济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裴钢，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薛勇彪等都曾担任第一届“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组委成员，而卫生部部长、中科院院士陈竺，中科院副院长、中科院院士李家洋等人，也都曾参与过研讨会并作过专题报告。
研讨会也让许多华侨学者回了家。邹晓蕾1989年在中科院获得博士学位后赴美，1994年成为美国大气研究中心研究员，5年后被聘为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终身教授。但这一年，她回国参加了“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后，就开始定期在国内从事科研工作。2010年，经历了21年海外生活的邹晓蕾终于通过“千人计划”重返祖国。
对于中方参会人员，中科院也一直坚持着“五五开”的原则，即一半参会人员来自中科院，一半则来自国内各高校。“这条原则是计划启动时就制定好的，目的是使研讨会不仅成为中科院培养青年学术带头人的计划，也要给全国高校培养青年学术带头人提供一个重要平台。”中科院国际合作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科学时报》记者。
“面向全国的原则是项英明的举措，它不仅促进了青年学术带头人的培养，也打破了中国学界内的传统隔阂，推动了中科院与高校之间的交流和合作。”2008年初，白春礼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撰文回顾“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实施10周年时指出。
十几年来，“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见证了1000多名中美青年科学家的成长，而研讨会本身，也已发展成深受中美青年学者喜爱的品牌会议。
“中美前沿模式”的延续
“中美前沿科学研讨会”的成功，为中科院国际科技合作开启一扇崭新的大门。沿着“中美前沿模式”，中科院又倡导形成了中澳、中日、中德、中法、中荷交叉前沿科学研讨会等一系列品牌会议。越来越多的中外科学家加入到双边、多边合作的前沿交叉学科的大讨论中。
2004年开始，在中科院与澳大利亚科学院和工程院的共同努力下，中澳科技研讨会诞生。会议围绕双方共同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和共同面对的挑战展开，议题包括纳米与生物技术、能源、生态环境、农业与粮食安全等。
“我们希望参会人员能把交流和探讨的精神带到会后，找到能够合作的热点问题，并建立起长期的伟博体育的合作伙伴关系。”吕永龙说。
中澳科技研讨会每届确定一个大的主题。2009年第6届研讨会上，双方科研人员就气候变化与海岸带、三角洲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之后，就数据共享、技术协作等事宜达成了初步意向，并签署了《中国科学院与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谅解备忘录》。
此外，中澳科技研讨会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澳水资源合作研究中心”、“土壤与环境联合实验室”、“数据与软件工程联合实验室”、“气候变化适应合作研究中心”等联合研究机构的成立和“全球环境变化遥感对比研究计划”等重要多边合作计划的成形。
在亚洲和欧洲，前沿科学研讨会也同样备受追捧。
2010年，在第7届“中日科技战略与政策高层研讨会”上，中日双方就过去5年里科技计划的实施效果、科技创新政策最新动向、高技术研发、产学研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进一步推动了中日科技战略和政策的交流与合作。
在青岛举办的第3届“中德前沿科学研讨会”上，60名青年学者就互联网的算法挑战、发育遗传学、超亮宇宙等六大课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还有许多德国科研人员对中科院的“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计划”和“外籍青年科学家计划”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东西方创新文化和理念的碰撞让参会的青年学者大呼过瘾；但对中科院乃至整个中国科技界来说，这些研讨会并不仅仅是一场场学术的盛宴，它还肩负着更多科技合作与人才发展的起承转合。